帝国时代4如何选中部队不切视角_帝国时代2部队编号

中日两国一衣带水，相互交流2000年，但直到今天双边关系依然磕磕绊绊，其主要原因是认识不足或存在认识误区，不仅准确认识对方，更重要的是准确认识自己。

表面上十分相近的东西，实际上却截然不同，贸然做出判断将妨碍相互之间的理解且不利于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，甚至对自己也会产生负面影响。

以下通过两个具体历史事例说明这一点，即古代“遣唐使”对日本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以及近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的传播。

“唐风文化”转向“国风文化”

今年新天皇登基，年号也改为“令和”，尽管日本政府特意从日本古典寻找依据，但仍然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。

古代日本大力学习中国，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，但也创造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。例如“遣唐使”历来作为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为人称颂，因为其作用有些像明治（1868~1912年）初期到欧美考察并大加学习的“岩仓使节团”，即留学生、留学僧们将唐帝国的文物典章制度，带回日本并加以移植。但这种移植实际上并未扎下根来，其后中日两国走向“尚文”与“尚武”的截然不同发展道路。

从表面上看，日本在律令体制的建设过程中，隋唐的影响很大。例如在经济制度方面，模仿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，实施“公地公民制”“班田收授制”“租庸调制”；在行政制度方面，按照隋唐三省六部制，在中央设置两官八省制，地方设国、郡、里等行政机构；在法律制度方面，隋唐有五刑、八议、十恶诸刑律，输入日本后就变成了五等、六议、八虐等；在官僚制度方面，日本学习隋唐的科举制度，京都设大学，地方设国学，按照考试成绩录用为官吏，等等。

但是，上述制度性建设并没有在日本扎下根。“公地公民制”和“班田收授制”实施了不到半个世纪就发生动摇，很快被具有“不输不入权”的“庄园制”所取代；中央行政机构也逐渐演变为藤原家族专权的“摄关政治”、上皇掌权的“院政政治”、武家统治的“幕府政治”，地方行政机构则演变成世袭的家族领地；公法制度也转化为武家“家训”“家法”“分国法”等私法制度。

即使被看作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科举制度，一开始日本人就没有认真对待。官方在中央设置“大学”、地方设置“国学”作为培养各级官僚的学校，但只有三位以上贵族子孙以及五位以上贵族之子才能进入“大学”，即使他们不进入“大学”或者不能从“大学”毕业，仍然可以获得相应的官职，即所谓的“荫位制”。地方“国学”的学生，也主要是地方贵族子弟，从而使贵族阶层完整地保留了下来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氏族贵族势力的强大，是阻碍科举制度在日本“落地”的主要原因。

剩下的只有技术性的文化了。在建筑、绘画、音乐、雕刻、文学方面，甚至史学，日本也受到唐朝的极大影响。例如平城京（今奈良）、平安京（今京都）均仿造唐长安城；八世纪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、正仓院、唐招提寺等，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，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——树下美人图等，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。

唐朝书法深受贵族喜爱并加以摹仿，嵯峨天皇、空海、橘逸势等最有名的书法家，被称为“三笔”。唐朝宫廷礼仪也受到朝廷重视，嵯峨天皇（日本第52代天皇，809年至823年在位）时，甚至编纂了以唐朝为标准的礼仪书《内里式》。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、学者，宫廷时常举行咏汉诗的宴会，因而出现许多优秀的汉诗集，如《凌云集》《文华秀丽集》《经国集》等，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《源氏物语》明显受到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影响；《古事记》等史书不仅体裁上模仿中国《史记》，不少段落显然来自后者。

这些技术性文化在制度性文化约束下迅速发生变化，即从短暂的“唐风文化”转向“国风文化”。

“从日本减除中国，还剩下什么？”

奈良时代（710~794年）的遣唐使，带有浓厚的文化使节色彩，简单地说，就是寻求日本没有的经典与汉语书籍。留学生或留学僧回国后，首先将自己带回的书籍编写目录报告朝廷，中国学者王勇将遣唐使的往来概括为“书籍之路”。说到底，所谓的“遣唐使”，不过是带有日本“国营执照”的书贩子，也就是尽可能地将更多的中国典籍带回日本。书抄袭方便，史学、文学、宗教学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。但有充分理由认为，即使在盛唐时期，日本的“拿来主义”仍然是“日学为体，唐学为用”，不能简单地结论为“从日本减除中国，还剩下什么？”

近代中国向日本学习，但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影响不大。甲午战争以后，中国年轻一代纷纷去日本留学，寻求强国的途径，甚至出现了美国学者任达所提出的中日关系“黄金十年”。这些留学生带回中国的也有社会主义（马克思主义）。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经由俄国、西欧和日本三条渠道，从时间和内容上看，日本渠道的重要性不容小觑，最初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“大部分来自日语，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文翻译，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”。

留日学生则是传递这些知识的主要群体，蔡元培在为李季所译《社会主义史》作序时写到：“西洋的社会主义，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。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，译有《近世社会主义》等书。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，载在新世纪日刊上。”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，八个早期共产主义小组不仅包含东京的旅日小组，上海、北京、武汉三个小组也主要由留日学生组成，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三名代表中，有四名是留日学生。

但很多留日学生并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，甚至很快离开党组织。其原因首先与中日两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差异有密切关系，致使留日学生在“民族国家”和“国民国家”之间产生纠结。留日学生大量出现除甲午战争满清失败导致向日本学习之外，其他主要原因正如多数相关论著引用的张之洞《劝学篇》中所指出的那样：

“至游学之国，西洋不如东洋：一、路近省费可多遣；一、去华近易考察；一、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；一、西书甚繁，凡西学不切要者，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，中、东情势风俗相近，易仿行，事半功倍，无过于此……若欲求精求备，再赴西洋，有何不可？”

单一族群与“五族共和”

直到今天，中日之间“情势风俗相近，易仿行”这种误解仍然存在。简单地讲，日本传统的政治结构、社会文化和社会组织原理,比较容易组成西方式近代“国民国家”，而中国却在“民族”与“国家”之间徘徊。如果说“国民国家”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政治共同体，那么民族国家则是血缘和文化意义上的族群共同体。欧美等先发型现代化国家，更多强调的是前一个侧面，亚洲等后发型现代化国家，则重视后一个侧面。族群的单一性，是日本能够迅速组建近代国家的重要原因，而满清时代的中国则要复杂得多。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家们，最初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国民国家为目标，但这种“先民族，后国家”的建设方法，反而为分裂主义提供了口实，因而其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——经过提倡“五族共和”的阶段，最后落实到“中华民族意识”上。

具体地说，日本打开国门15年后出现明治维新政治变革，随即爆发近代国民国家形成时期的抗争政治，即自由民权运动，日本由此很快建立明治宪法体制，通过甲午战争最终形成近代国家。也就是说，明治初期，日本确立起一种“国民”与“国家”力量平衡的“国民国家”形态，即地方政治权力集束到国家政府，同时激发了国民的归属意识与自主权利意识。

反观中国，则进入另外一条道路，鸦片战争刺激了满清统治阶级，但最初他们只是简单地模仿西方，进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——洋务运动。甲午战争失败后，不仅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近代工业领域，也意识到政治变革的重要性，于是出现短命的“戊戌变法”，但很快以失败告终。虽然最终通过暴力性的“辛亥革命”，解决了政权过渡问题，其后软弱的国家政权却无力凝集与团结“国民”力量，无力满足“国民”对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双重欲求，更没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。

中日两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，造成留日学生在“社会革命”和“政治革命”问题上产生困惑。最早一批留日学生到达日本时，日本已形成了近代国民国家，1910年5月下旬爆发的“大逆事件”（日本长野县明科锯木厂工人携带炸弹到厂被查出，反动政府即以此为借口，镇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），使社会主义学说及其运动陷入低潮，但随后进入军部桂太郎及“三朝元老”（明治、大正、昭和）政治家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的“权力分散”政治发展阶段，即所谓的“大正民主时代”。

日本未能“送来马克思主义”

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日本经济、社会获得迅速发展，工业经济超过农业经济，城市化也得到急剧发展，市民阶层逐渐形成，产生了包括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各样体制内改革运动，由此也奠定了得以实现“现代政治制度”的社会基础。

在城市化、市民化的过程中，诸如劳资纠纷、失业救济、交通、住宅等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。为此，政府在内务省设置社会局、城市计划局等部门，并陆续制订了《职业介绍法》《健康保险法》《租借土地住宅法》等法律。

受上述背景影响，因“十月革命”刺激重现高潮的马克思主义思潮，也在寻求体制内的变革。换句话说，日本社会主义者选择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，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河上肇“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有所认同，但他几乎完全忽略了历史发展中社会关系的作用，而主要聚焦于生产力（他将其等同于技术）的决定性作用”。

清末民初留日学生从现实日本感受到的，是如何建立一个近代国家，其内容不仅包括如何唤起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乃至效忠，更重要的是改善社会各个阶层的地位与生活。也许正因如此，受日本社会现实影响的留日学生，难以在需要通过暴力实施“政治革命”和“阶级认同”问题上，与中共建党前后国内知识精英取得一致。

此时，世界发展趋势也在发生急剧变化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，中国政治与思想发生重要了变化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危机，使参与20世纪头十年“思想战”的知识精英们集体认识到，1911年之前以欧美为典范而构建的现代国家模式，难以满足中国新政治主体的文化运动及其对新政治形态的召唤，俄国革命又为选择新型政治提供可能。

此时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及其活动的同时，与国民党的合作十分密切。在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下，孙中山的“党国模式”及其“党派利益”在广东获得胜出，并为其攻击北京政府获得政治资源。但在“北伐”过程中，国民党与主张阶级斗争、土地革命的共产国际逐渐分裂，中国共产党却从“阶级认同”的立场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，在这一过程中，追求“国家认同”的留日学生难以适应“阶级认同”。

正因如此，毛泽东强调：“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，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。在十月革命以前，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、斯大林，也不知道马克思、恩格斯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

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，主要研究日本历史与政治、东亚政治，著有《现代日本政治》等。 本文选编自2019年6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“新时代中日关系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作者发言。文字略有修改，小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。

答：嗯,编号和红警一样是ctrl 数字,全选同种只要双击该兵种即可…

最佳答案有两种办法,1、如果你要选择的是弓箭手的话,可以直接双击任意弓箭手,此时就会附近所有的弓箭手了。2、或则你可以按住ctrl+左击任意弓箭手,也能达到同样的...